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铨叙军衔最新视觉报道_三名上将降为副团(2024年12月全程跟踪)

内容来源：惠生活优选所属栏目：热点更新日期：2024-12-03

铨叙军衔

廖耀湘都是兵团司令了，为何军衔仅是上校？你看蒋介石是咋解释的

1945 年，蒋介石见军统日益坐大，成立五人小组监视军统。戴笠没想到，他的结义兄弟胡宗南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年初，中统头目徐恩曾被蒋介石突然撤职，戴笠的对手倒台，军统局帮办唐纵向戴笠道喜，戴笠却有鸟尽弓藏之感。唐纵是军统元老，但后来和戴笠关系微妙。他在侍从室工作，被蒋介石派去插手军统事务。唐纵在黄埔时爱告密，被同学称为“唐报告”，实操成绩差。他对戴笠来说就是“监军”。抗战胜利后，军统局长钱大钧被调走，戴笠没被扶正，只得了个“中将代局长”，铨叙军衔还是少将，他有了危机感。同时，蒋介石成立“五人小组”对付军统，成员有蒋介石、唐纵、钱大钧、宣铁吾、胡宗南。钱大钧和戴笠有仇，戴笠曾在“西安事变”后告密钱大钧，钱大钧靠伤口解除蒋介石的怀疑，对戴笠很愤怒。宣铁吾是戴笠死对头，他打击军统特务私运货物，和戴笠闹得很僵。蒋介石让宣铁吾当上海警察局长，限制军统上海办事处活动。蒋介石把胡宗南拉进小组，既方便对付戴笠，又能试探胡宗南。胡宗南是“天子第一门生”，肯定选择蒋介石。唐纵和戴笠貌合神离，据说小组是他提议设立的。 1946 年初，国民党内要求裁撤中统、军统，蒋介石又设“八人小组”改组“两统”，主要针对军统。八人中有戴笠、郑介民、唐纵是军统系统，但关系微妙，另外五人都和戴笠不和。戴笠势单力孤。3 月初，蒋介石让戴笠回重庆参加会议，戴笠预感不妙，3 月 12 日离开北平时像在交代后事。五天后戴笠坠机身亡，蒋介石对此喜忧参半。

1940年，刘文辉的侄子、川军军长刘元瑭带着部队投靠胡宗南，不想一路逃散大半，胡宗南大骂说：“刘军长，你的兵呢？就这么点人枪，是来烧火的吗？” 刘元瑭的父亲刘文运是刘文辉的二哥，在刘文辉得势后，刘家子弟“鸡犬升天”的不少，刘文运的八个儿子，有六个给刘文辉当差。刘文辉是四川军阀，其势力全盛时期，占据七十多个县，拥有140多个团，近二十万众，实力凌驾于刘湘、邓锡侯、杨森、田颂尧、李家珏、罗泽洲等军阀之上。刘文辉的发迹，是离不开刘湘的，他比刘湘小七岁，但论辈分却是刘湘的幺爸。本来，刘湘、刘文辉既是亲戚，又是盟友，相处的很不错。但在刘文辉后来居上后，野心勃勃，想一统四川，和刘湘的矛盾迅速激化，继而在1932年冬，引发了“二刘大战”。论地盘、兵力、人口等，刘湘和刘文辉差距不少，但刘文辉过于强势，将邓锡侯、杨森、田颂尧、李家珏、罗泽洲等大小军阀惹了个遍，与其说是“二刘大战”，不如说是以刘湘为盟主的川军联军讨伐刘文辉之战。刘湘加上几个军阀的兵力，实力就在刘文辉之上了，战至1933年夏，刘文辉失去大部分地盘和兵力。陷入绝境的刘文辉，在退守西康后，一面让大哥刘文渊劝刘湘不要豆箕相煎，一面向刘湘通电认错。刘湘也不想致刘文辉于死地，对刘文渊说：“我幺爸腰杆不能硬，硬就要出事。我主要是压压他的气焰，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总是一家人吗。” 就这样，“二刘”罢战休兵，握手言和，此后刘文辉盘踞西康之地，直到1949年。经此一战，刘文辉元气大伤，也变得不轻易相信别人。 “二刘大战”中，刘文辉损失的十几万部队，大部分不是被打垮，而是被部队长们带着倒戈了，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刘文辉在恢复元气，补充部队时，优先使用刘家子弟，毕竟老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刘元瑭是刘文辉重点培养的刘家子弟，他在1928年时，还只是刘文辉军部的警卫营长，可在刘文辉退守西康后，升迁速度明显增快，到了1935年，成为川康边防军副总司令兼第一旅旅长。红军长征入川进入会理一带时，刘文辉在老蒋的命令下，派刘元瑭率部去拦截。刘文辉为了保存实力，叮嘱刘元瑭不要主动出击。老蒋为了分化刘文辉的部队，给刘元瑭专门发去“宣慰”性质的电报。刘元瑭收到老蒋的电报后，变得很是积极。尽管刘元瑭在和红军作战中，被打了一个落花流水，但老蒋却从中嗅到了此人可以拉拢过来的信息。战后，老蒋不仅未追究刘元瑭兵败之责，反而直接以军委会的名义，将刘元瑭升任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兼任）的137师师长。 1936年，老蒋特批刘元瑭去陆大班深造，并晋升陆军少将。当时，川军将领的铨叙军衔普遍低，职务是少将师长的，大部分铨叙军衔都是上校，即便是这时的刘湘，也只是“中将加上将衔”，像刘元瑭这样铨叙、职务军衔都是少将的川军将领，并不多见。从陆大毕业后，刘元瑭奉命率部驻防成都西南的双流。老蒋为了将刘元瑭的部队从二十四军彻底脱离出来，下令以刘元瑭的137师、公秉藩的34师合编为新编十二军，由刘元瑭任军长。 34师是陕军部队，属于胡宗南防区的。胡宗南以此为由，派人催促刘元瑭，让尽快率137师入陕，以便统一指挥。当了中将军长的刘元瑭，志得意满，决定彻底脱离刘文辉的节制，下令手下的团、营长收拾行装，准备开赴陕西。 137师的团长毛国懋、杨开域跟随刘文辉多年，在刘元瑭被任命为军长后，感觉不对劲的刘文辉，曾密告毛国懋、杨开域，说若情况不对，不用再请示，即刻把部队拉回西康。一天，刘元瑭带着几个亲信去成都玩乐，彻夜未归，毛国懋、杨开域见机会来了，带着两个团的人马连夜往西康疾行而去。等刘元瑭得到消息，返回双流师部时，毛、杨两团早就走了七八十里。137师是“三团制”，两个团被拉走后，剩下吴傅鑫团的官兵也是人心惶惶，不到几天，也跑掉了好几百人。无奈之下，刘元瑭只得带着剩下的官兵入陕。到西安后，胡宗南见刘元瑭只带过了千把人，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质问刘元瑭把兵带到哪去了。刘元瑭还没解释几句，胡宗南拂袖而去。失去利用价值的刘元瑭，遭到胡宗南的冷遇，尽管他军长的头衔还在，但胡宗南开会从不叫他。至于名义上归刘元瑭节制的34师，上至师长公秉藩，下至普通士兵，根本不把他当回事。跟着刘元瑭到西安的手下，受尽歧视，因时常被拖欠军饷，吃饭都成问题。不到半年时间，不仅士兵跑了大半，连团长吴傅鑫，营长何义伦、吴洪恩等刘元瑭的亲信，都悄悄返回了四川。胡宗南见刘元瑭成了光杆军长，报请军委会同意后，撤销了新编十二军的建制。丢了部队，又失去了军长头衔的刘元瑭，不得不逃回西康，去雅安向幺爸刘文辉请罪。刘文辉将西康任职的刘氏子弟召来，当着众人的面说：“元瑭是刘氏族人中主动投靠蒋介石的第一人，希望也是最后一人。” 这话等于断绝了刘元瑭重掌兵权的可能，表面上，刘文辉原谅了这个侄子，但却也将他打入另册。

抗戰忠勇義烈——江惟仁江惟仁（1885—1938.4.8）字泽庵，安徽庐江人。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第四期。 1936年1月铨叙少将军衔。江苏绥靖公署少将参议。 1938年4月8日在安徽省蒙城吕望集子牙庙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年53岁。网页链接

1945年，蒋介石见军统日益坐大，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进行监视。戴笠万万想不到，他的结义兄弟胡宗南，也是成员之一。年初，主持中统（含调查科时期）十五年之久的徐恩曾，被老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职，让他在三天内和接任者叶秀峰交接完毕。中统和军统争斗多年，为了对付徐恩曾，戴笠没少搜集材料向老蒋打报告。徐恩曾倒台后，军统局帮办唐纵皮笑肉不笑的向戴笠道喜，戴笠打了个哈哈，内心却有鸟尽弓藏之感。唐纵是军统元老，“十人团”成员之一，但在进入侍从室任主管情报的少将组长后，和戴笠的关系日益微妙。抗战中后期，老蒋见军统的势力不断膨胀，心生警惕，便让唐纵插手军统事务，给了他一个“帮办”的头衔。唐纵是黄埔六期生，在校期间就爱记录同学们的言行，发现不对劲的就去告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唐纵爱告状事流传开来，同学称他为“唐报告”。唐纵平日夸夸其谈，理论考试成绩也很好，但因身体协调性差，步兵操练等实训科目的成绩是垫底的存在。有同学调侃说：“我们的唐报告，总说他文能安邦，可为何连靶子都打不中呢？” 在侍从室和军统局本部两边跑的唐纵，对戴笠而言，就是老蒋派来的“监军”。搞特务活动，唐纵不如戴笠，但若论城府和打小报告，那就是戴笠不如唐纵了。抗战胜利后，兼任军统局长的侍从一室主任钱大钧icon，被调去上海icon任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侍从一室主任由晋绥军icon出身的商震icon担任，当时老蒋已决定改组侍从室，因此商震只是个过渡，自然也不会兼任军统局长。戴笠一直是以副局长的身份，主持军统事务，在钱大钧走后，他眼巴巴等着老蒋将他“扶正”，不想老蒋考虑后，给了戴笠一个“军统局中将icon代局长”的身份。“中将代局长”只是职务军衔，戴笠的铨叙军衔依旧是少将，这让他大失所望的同时，也有了危机感。与此同时，老蒋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军统的“五人小组”，老蒋自任组长，其余四人为唐纵、钱大钧、宣铁吾icon、胡宗南。钱大钧和戴笠早在“西安事变icon"期间，就结下了仇怨。事变后，戴笠向老蒋告密，说钱大钧知情不报，和东北军icon似有暗中往来。老蒋大怒，召来钱大钧质问，钱大钧撕开上衣，露出前胸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伤口是“西安事变”当天，在华清池icon保卫老蒋的钱大钧，被东北军士兵的流弹射穿前胸所致。看了钱大钧的伤口，老蒋顿时气消了。第二天，钱大钧又把受伤时的血衣拿给老蒋看，老蒋颇有些尴尬，连连摆手，示意此事就算翻篇了。解除老蒋对他“信任危机”的钱大钧，在得知是戴笠背后搞鬼时，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宣铁吾有黄埔一期生，浙江人，老蒋的原侍卫长、蒋经国icon的密友等“多重光环”，属于蒋氏父子都信任的人，他是戴笠的死对头。戴笠在抗战中期，曾兼任“财政部缉私署长”。1943年，鉴于军统大小特务，架着缉私署的名义，大肆贩运货物牟利，老蒋改派宣铁吾为缉私署长。宣铁吾对军统特务向来没有好感，到任后联合黄埔一期同学、宪兵icon司令张镇，对军统特务私运货物的行为进行打击，查扣了大量货物，也抓了不少的特务。戴笠去找宣铁吾、张镇活动，两人根本不买他的帐。气急败坏的戴笠，派特务搜罗一番后，拿着几个宪兵和特务勾结运货的证据去找张镇，意思是大家都是彼此彼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张镇大怒，下令将犯案的几个宪兵执行枪决。戴笠见状，只得悻悻离开。本来，宣铁吾、张镇打算狠狠的杀一下军统的气焰，但老蒋不愿事情闹得太大，写了手令，最后以枪决了十几个小特务了解了这场风波。抗战胜利后，戴笠想让军统的人担任上海警察局长，但老蒋大笔一挥直接圈定了宣铁吾。钱大钧、宣铁吾去上海，自然不会给戴笠好脸色，军统上海办事处的活动，长期受到限制。耐人寻味的是，老蒋竟然将胡宗南也纳入了“五人小组”。胡宗南和戴笠是结义兄弟，互为援手多年，知晓戴笠极多的机密。老蒋将胡宗南拉进来，一来，对付戴笠就要方便不少；二来，也可以试探一下胡宗南。对胡宗南而言，尽管他和戴笠交情匪浅，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天子第一门生”。在老蒋和戴笠之间，胡宗南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老蒋。至于唐纵，本就和戴笠貌合神离，有说法称“五人小组”的设立，就是唐纵的提议。到了1946年初，由于国民党icon内要求裁撤中统、军统的呼声越来越高，老蒋又设立了“八人小组”，专门负责改组“两统”。中统的膨胀速度，远不如军统，因此这个“八人小组”，主要是针对军统的。八人小组的成员是：宣铁吾、陈焯icon、李士珍icon、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icon、唐纵。八人中，戴笠和郑介民、唐纵属于军统系统，但彼此间关系微妙，另外五人，都和戴笠不和。这个以改组“两统”为目的的小组，戴笠显得势单力孤，并无多少话语权。 3月初，老蒋去电戴笠，让他尽快回重庆icon参加“八人小组”会议。预感不妙的戴笠，在3月12日离开北平icon时，和送行的郑介民等人聊天时，语气如同交代后事一般。五天后戴笠坠机身亡，这个结果，对老蒋而言，恐怕是喜忧参半。

1950年，国民党上将袁守谦到香港见黄埔一期同学李默庵，说：“蒋校长比以前更多疑，你去了台湾的话，生死难料。” 在蒋军的黄埔生中，李默庵在早中期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他是第一批当团、旅长、师长的几人之一。中原大战中，陈诚的十一师表现不俗，被扩编为十八军。在十一师任旅长的李默庵，也因战功晋升为卫立煌十四军的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去第十师上任前，被老蒋亲自召见，夸赞他为“又文又武的全才”。当时蒋军的黄埔一期生中，一线带兵的以胡宗南名气最大，政工类的以复兴社的台柱子贺衷寒最为出名，因此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受了老蒋表扬，又升任师长的李默庵志得意满，在“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后，加了一句“又文有武李默庵”。卫立煌是老蒋的“五虎将”之一，但和另外四人陈诚、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相比，和老蒋有明显的隔膜。老蒋调升李默庵去卫立煌部任师长，在卫立煌升任14集团军总司令后，又让他接任十四军军长，这其中颇有制衡的意味。起初，李默庵和卫立煌的关系尚可，但在抗战爆发后，两人的矛盾凸显出来。1938年初，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后，老蒋新设立33军团，由李默庵任军团长。卫立煌的基本部队14军被划入33军团，该军的83师扩编为93军，师长刘戡升任军长。老蒋这番任命，摆明是掺沙子、搞分化，将14军彻底“黄埔化”。卫立煌很是不满，对抗情绪很重，和李默庵的关系迅速恶化。老蒋尚需卫立煌这员“虎将”替他在前线卖命，便做出让步，撤销32军团，李默庵调任14集团军副总司令。李默庵自觉在卫立煌集团再待下去身份尴尬，向老蒋请调离开。脱离卫立煌集团后，李默庵被任命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后来，李默庵走了顾祝同的关系，去第三战区任职，担任32集团军总司令，和胡宗南、关麟征、宋希濂、霍揆彰、王敬久等人，成为黄埔一期生中第一波担任集团总司令的人。抗战胜利后，蒋军进行整编，原有的集团军改为整编军或绥靖区，李默庵改任第一绥靖司令官，隶属于薛岳的徐州绥靖公署。 1946年7月，李默庵指挥十二万蒋军进犯苏中解放区，在一个月里被粟裕指挥的三万多解放军，打了一个“七战七捷”，损失了五万余人。老蒋勃然大怒，将李默庵撤职，对这个昔日的爱将不再信任。直到两年后，在国民党元老程潜的推荐下，李默庵才被重新起用，担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老蒋下野后，程潜、陈明仁暗中策划湖南和平起义，李默庵积极参与其中。可就在起义前夕，李默庵却带着家人去了香港。个中原因很复杂，李默庵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解释是：“白崇禧率桂军主力入湘后，对我极为提防，将本由我控制的部队全部划入了陈明仁的第一兵团。白崇禧还派人散布消息，说我想取代陈明仁的位置。为了免生事端，不让颂公（程潜）为难，我决定离开长沙，以免落人口实。” 湖南起义后，因李默庵未能实地参与起义，程潜颇为遗憾的说：“默庵也出了不少力，是我们辜负了默庵。” 老蒋得知李默庵的名字虽出现在起义通电中，但人却在香港，认为“情有可原”，让顾祝同给李默庵发了个电报，让带着家人到台湾来。李默庵考虑后，回电婉拒。 1950年，袁守谦专门到香港来见李默庵。在贺衷寒失势后，袁守谦成为黄埔生中“政工系”的代表人物，不久前，他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成为蒋军黄埔生中，第一个铨叙上将军衔的，可见受老蒋信任之深。袁守谦先是公事公办，说了一番”你是校长的学生，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台湾”、“校长知道你并未实地参与长沙的事情，不会怪罪的”诸如此类的话。说完后，袁守谦话锋一转，说：“刚才是代校长传话，下面我以朋友的身份说一说心里话。校长的猜忌心很重，你已失去信任，我的建议是你不管将来待在哪里，都不要去台湾。” 袁守谦说这番话，是冒着风险的，李默庵听后大为感动，说：“我已无心军政事务，只要后半生能有个安详晚年的地方就行了。” 在香港通电起义的黄绍竑、贺耀祖等人离开北上时，曾劝李默庵跟着同去。李默庵反复考虑后，说：“我除了在通电上有名字，再无实际的表现，是不好意思去的。” 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不过由于新任“情报局”副局长陈大庆是李默庵的黄埔一期同学，交情不错，在陈大庆的关照下，特务倒是没有来骚扰李家。香港物价不低，坐吃山空的李默庵，很快将现钱花完，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不得不将心爱的汽车卖掉，他的妻子也变卖了部分首饰。当时，不少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去了南美定居，以去阿根廷的居多，那里的物价比香港低不少。李默庵打听后，认为是一个好去处，在托友人办好手续后，发现余下的钱连买一张船票都不够。无奈之下，李默庵给美国的弟弟李宗元打电报求助。李宗元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工作，收入不错，接到电报后，很快给李默庵汇去一笔钱，足够他们一家购买船票及到阿根廷后生活一段时间。 1951年春，李默庵带着家人登上了前往阿根廷的轮船。

成都解放后，解放军搜寻二个多月，却不见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下落，他是逃去台湾还是潜藏起来了？ 1950年2月的一天，江安县的公安局长孙仲远收到情报，说从宜宾开来的永利号轮船上，潜藏着国民党中将宋希濂。孙仲远不敢大意，马上召集干警开会，有人质疑说：“我听说宋希濂已在大渡河被俘虏了，怎么又冒出一个，不会是消息有误吧？” 孙仲远说：“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有可能是把人搞错了，我马上向军管会请示一下。” 宜宾军管会收到孙仲远的请示后，马上核实情况，很快回电：永利号轮船上的可疑人员不是宋希濂，极大可能是王陵基，对船上年龄五十多岁，身穿蓝色长衫，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员，要甄别排查。王陵基是川军元老，和邓锡侯、杨森、刘湘、刘文辉被称为“五行将军”。五人中，刘湘早已病逝，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起义，杨森在成都解放前夕，包租飞机带着家人逃去了台湾。西南解放后，解放军根据情报得知，在胡宗南逃走后，王陵基曾在李振、李文的兵团部出现过，而在李振、李文率部起义后，王陵基却下落不明。解放军分析后，认为当时已无逃往台湾的飞机，从陆路逃的话难度很大，王陵基极大的可能是藏在四川某处。宜宾军管会在掌握了王陵基有可能乘坐永利号轮船逃走的情报后，让孙仲远组织人员在江安码头布控，在船到时第一时间控制住。孙仲远将公安局的干警抽调了大部，将他们分为三组，第一组部署在上游江滩，第二组在码头等候，第三组在下游江滩拦截。出发前，孙仲远叮嘱三个组长：“王陵基如果真的在船上的话，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如果让船只东下，去了武汉的话，再抓就难了。” 当永利号轮船行驶到江安上游时，一组的干警大声喊话让停靠接受检查。不知是未听清楚还是故意为之，轮船径直驶过。船过了上游将到江安码头时，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看样子是准备强行过去。孙仲远见状，果断下令开火警告，当机枪打出的子弹在轮船不远处溅出水火后，船长见势不妙，慌忙下令向岸边停靠。船靠岸后，孙仲远带着三组的人登船搜查，船长吓得连连解释说：“船上的乘客没有到江安的，我急着赶路，这才引起了误会。” 孙仲远说：“船上有可疑人员，需要进行甄别。轮船暂时停靠，让客人们在江安过夜。你也不必担心，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明早就可以放行了。” 在对乘客逐一辨认后，一个自称“戴正名”的商人引起了孙仲远的注意，此人五十多岁，穿着蓝色长衫，虽然没有戴眼镜，但能看出视力不大行，而且鼻梁上有明显的压痕。孙仲远将戴正名带回公安局的审讯室进一步甄别时，问道：“你给我们说的是假名吧？” 戴正名惊了一下，连忙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孙仲远问：“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戴正名说：“我是开县人，主要是往来周围各县，贩运些布匹、盐巴。” 孙仲远追问：“你是开县人，怎么一嘴的乐山口音。王陵基就是乐山人，你认不认识？” 戴正名说：“王陵基不是早就和胡宗南去了台湾。” 孙仲远说：“你一个小商贩，是如何知道王陵基、胡宗南的事情？” 戴正名满头大汗，胡乱解释了几句后，便低头不再说话。孙仲远对戴正名的真实身份，心中确认了七八，为了保险起见，他派人去找认识王陵基的人。当金叔衡（王陵基的旧部）出现在戴正名面前时，戴正名无奈的说：“我就是王陵基。” 在接下来的审问中，王陵基讲述了在这三个月来的行踪。原来，王陵基在随李文兵团行动时，得知李文要率部起义后，马上遣散身边随员，连夜只身逃走。王陵基一路辗转后，逃到了宜宾，住在一个杨姓亲戚家，整日闭门不出。王陵基的身份引起了杨家保姆的怀疑，后来在王陵基搭乘永利号轮船离开，杨某去送行时，保姆趁机去向当地公安局报告。当地公安局根据保姆的表述，误以为是宋希濂，便将情报反馈给了江安县公安局。后经军管会进一步核实，这才判断船上的人是王陵基。王陵基被抓后，送去了重庆关押，和早一步到的宋希濂，住在同一个房间。后来，王陵基、宋希濂等人，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改造。按照沈醉的说法，王陵基是功德林战犯中，唯一货真价实的国民党上将。其实细究起来，王陵基这个上将，多少有点名不副实。老蒋在抗战中后期，为了拉拢川军将领，将王陵基、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孙震等人授予“中将加上将衔”。 “中将加上将衔”是个特殊的存在，可以肩挂三颗星，但实际上还是铨叙中将，薪俸按中将最高给予。抗战胜利后，王陵基担任的职务主要是省主席，老蒋便让他退出现役，转为“备役上将”。即使如此，这在功德林也是独一份的存在，原任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王耀武、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等人，别看指挥的部队不少，军政地位很高，军衔也都止步于铨叙中将。靠着原国民党军“中将加上将衔”、“备役上将”的头衔，王陵基成为功德林战犯中，军衔最高的一人。

在 1948 年初，全国五大战场上，校长弄出了四个“剿匪总司令部”，也就是某地“剿总”。这“剿总”可是战时高级统率机关，能管辖区内所有军政单位，权力超大，影视里也常演。奇怪的是，四个总司令里，卫立煌、傅作义、白崇禧这三个都不是校长嫡系，他们抗命的事儿常有，这说不定也是蒋军最后失败的一个原因。这是为啥呢？得先清楚，“剿总”比抗战时的“战区”级别高，是从“行营”和“行辕”变来的，总司令的级别相当高。蒋军打仗咋样先不说，规矩条例当年可很正规，“剿总”总司令得符合三条硬杠杠：一是抗战时得当过战区司令长官或更高级军职，得有指挥大兵团的实战经验；二是在军队里得有威望，不然下面将领不服；三是必须是上将级军官，得是陆军二级上将起步，因为当时蒋军高级军衔太泛滥了，铨叙中将或职务中将太多，总司令没三颗星以上陆军上将的军衔，根本镇不住。这三条可把校长难住了，又要能打，又要听话，还得够级别，“剿总”总司令的人选范围一下就小了很多。要命的是，最听话的黄埔生将领，因为资历和军龄不够，到 1948 年，没一个正儿八经的陆军二级上将。像胡宗南刚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杜聿明、关麟征、宋希濂、范汉杰等黄埔一期生才刚到“陆军中将”，都不行，都被淘汰了。而陆军上将里大多是资历深的杂牌将领，不听话。老蒋就两难了：能打的不听话，听话的不能打。 1948 年各战场形势不好，只能先选“能打的哪怕不太听话的”，还为了让桂军和绥远系杂牌出力，就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为华中剿总总司令。半嫡系的卫立煌，军衔是陆军二级上将，又当过远征军司令长官，就成了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合适人选。但他们不听话的后果很严重，作战调兵时老不服从南京命令，把校长气坏了。 1948 年 6 月组建徐州剿总时，“必须听话”成了首要条件。本来白崇禧合适，但不听话被否了，就选了陆军二级上将刘峙，为啥是他呢？在上将里，真正听话的嫡系就是黄埔教官出身的“八大金刚”。钱大钧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陈继承只是陆军中将，还都不太能打，就淘汰了，剩下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张治中、蒋鼎文和刘峙。何应钦失宠且刚回国任防长，不行；陈诚因东北大败在医院躲风头，不方便；顾祝同要接“参谋总长”，不可能；张治中是“和平将军”在西北，不考虑。顾祝同就说：“蒋鼎文夜嫖日赌，比较起来还是刘峙好些”，所以选刘峙当徐州剿总总司令，校长当时也是没办法了。

国民政府时期的军服变迁：从北洋到抗战 1916年，袁世凯一死，北洋军阀时代正式终结，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时期。孙中山为了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多次在广州组织政府，号召北伐。由于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他主要依靠各地实力派的军队。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同时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聘请苏联顾问，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训练革命武装干部。 1928年12月，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党新军阀对全国的统治在形式上获得确立。此时，全国有84个军，272个师，220万人以上，全军军费需8亿元，而全年的财政收入仅4.5亿元，相差甚远。由于经费短缺，士兵衣衫褴褛，形同乞丐。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决定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8旅，炮兵16团，工兵8团，共计兵额80万人，空、海军另定。 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与全国编遣会议相呼应的《陆军军常服暨军礼服暂行条例》，对陆军的服饰作了初步的规定。条例规定，陆军礼、常服官兵一律采用深灰色，用国产之棉或毛织物制。 1931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其军衔大致是依照军职而定的。一般来讲，军长的军衔定为上将，师长定为中将，旅长定少将。由于这时军政尚未统一，缺乏统一的授衔机构，军衔制度的执行比较混乱。为了整顿军队军衔混乱状况，1934年4月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铨叙厅，专司军职的任命、奖惩和军衔的授予。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海军的舰艇共计44艘，排水量30201吨。1928年东北易帜后，由于收编了“德胜”、“威胜”等舰，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中央海军的舰艇总数增至50艘，排水量达34361吨。1929年6月海军部正式成立，杨树庄任部长，陈绍宽任政务次长，辖有海军各要港、海道测量局、海岸巡防处等机关，此时的舰艇数为49艘，排水量34951吨。1936年，海军舰艇数为52艘，排水量38213吨。南京政府成立后，在接收北洋政府直属空军的基础上，经过数年经营，空军初具规模，成为与陆、海军并列的独立军种。与此同时，各据山头的大大小小的新军阀们也都努力发展自己的空军。据粗略统计就有东北空军、山西空军、桂系空军、粤系空军、川系空军、湘系空军、新疆空军等近10个系统，大多用作内战。

1927年初，张宗昌得知陈调元派人和北伐军联系后，写信劝说：“蒋介石利用你只是一时，你我兄弟都是臭鱼烂虾，烂死一窝，臭死一堆。” 几个月前，浙江省长夏超起兵响应北伐失败，被枪杀后首级送到孙传芳的军舰上，孙传芳确认后，让人将首级抛入江中。夏超被杀后，孙传芳派一个师的嫡系部队，暂时控制了浙江的局势。不久后，孙传芳见江西、福建战事不利，下达了总撤退令，退守江西、浙江、江苏。孙传芳这个“五省联军总司令”，一下丢掉了两个省的地盘，颇有点名不副实了。随着连吃败仗，“五省联军”内部分崩离析，闽军总司令周荫人按照孙传芳保存实力的指令，带着残部退入浙西。北伐军占领福建后，先头部队进入浙西，因孤军冒进，被周荫人的部队打了个伏击，损失了一个团。孙传芳见周荫人打了胜仗，去电嘉奖，并让他把司令部迁到杭州去。夏超起兵时，孙传芳调驻守南京的孟昭月师前往镇压。事后，孙传芳将兼任的浙军总司令一职交给了孟昭月。孟昭月为人贪婪短视，得知周荫人要到杭州，担心被抢了地盘和职务，怒气冲冲的给孙传芳去电，以辞职为要挟，抵制周荫人前来。放在平日，以孙传芳的性格，必然要收拾孟昭月。可今时不同往日，焦头烂额的孙传芳，只得强忍怒火，一面安抚孟昭月，一面取消了周荫人去杭州的命令，让其把司令部设在金华。这时的孙传芳，心存幻想，认为还有和北伐军决战的实力，他将残余的“五省联军”部队进行了整编，进行了一番人事大调整。整编后，“五省联军”辖十四个师外加四个独立旅，兵力约十六万，仍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军事集团。控制的三个省中，孙传芳最担心的是江西，一方面，北伐军已从西、南两面准备入赣，另一方面，孙传芳对赣军总司令陈调元很不信任。陈调元外表看似憨厚，其实心眼很多，是个见风使舵之人。陈调元自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后，先是在皖军任职，直皖大战，直系获胜后，他又转投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担任徐州镇守使的要职。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落败，奉军张宗昌部数万大军南下，齐燮元大惊失色，让陈调元率部抵抗。陈调元则一枪不发，将徐州拱手让给了奉军，摇身一变，成了江苏军务帮办。张宗昌在占领江苏、上海后，并未谋得江苏军务督办的头衔，这个职务，张作霖给了亲信杨宇霆，张宗昌率部进入山东，成了山东军务督办。杨宇霆到任后，对陈调元疾言厉色，有撤换之意。在孙传芳起兵反奉时，陈调元率部倒戈，将孙传芳迎入南京。及至“五省司令部”成立后，陈调元因功担任皖军总司令。陈调元的倒戈历史，让孙传芳对他始终心怀戒备。在南昌、九江被北伐军占领后，皖军王普的防区成为一线战场。王普此人，贪生怕死，只因是原安徽督军倪嗣冲的女婿，靠着关系才担任军职，在北伐军的进攻下，王普带头逃跑，所部一触即溃。北伐军将领万耀煌讥讽说：“皖北的士兵勇敢的紧，是一群老虎，而王普本人只能算一只老鼠，以鼠率虎，安能取胜？” 陈调元得知前线大败后，有了再次倒戈的念头，当得知北伐军占领九江，任命贺耀祖为警备司令后，连忙写了封信让亲信送去，并说：“贺耀祖和我有师生之谊，让他帮我和蒋总司令（蒋介石）联络。” 为了对付北伐军，孙传芳和张作霖和解，达成军事联盟，由奉系的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派军南下助战。陈调元和张宗昌很熟悉，两人早年就是酒肉朋友。有一次，张宗昌和陈调元在花楼喝醉了，出钱给一个叫花四宝的青楼女子赎身，并将她送给了陈调元当四姨太，可见两人关系之深。有人向张宗昌告密，说陈调元和北伐军的贺耀祖等人有秘密往来，张宗昌并未告知孙传芳，而是给陈调元写了封信。内容大意是，大家都是北洋老人，即便投靠北伐军，也不会得到重用云云，在信的最后，大老粗的张宗昌来了一句“你我兄弟都是臭鱼烂虾，要死也得死一块。” 说实话，张宗昌这个劝人的水平，还真不如不劝。陈调元一面回信给张宗昌，信中信誓旦旦的说绝无倒戈的意思，一面加紧和北伐军联系。 1927年3月，陈调元正式倒向，宣布就任北伐军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他对手下说：“北方的张大帅，宁折不弯，我这个人是宁弯不折。” 陈调元倒向，使得安徽很快落入北伐军手中，四面楚歌的孙传芳，不得不选择将部队撤到江北。在一次战斗中，陈调元的部下抓了孙军的一个叫武尧寰的副团长，武尧寰向陈调元表示愿意回去招揽其他孙部军官。陈调元大喜过望，将武尧寰释放。武尧寰回去后，到处对人说：“陈调元这个人一点义气都不讲，我们就算投降，也不能去投他。” 陈调元在去见蒋介石时，将所部的重型火炮二十多门全部上交，作为见面礼。这个举动，让向来歧视杂牌的蒋介石，对陈调元有了很好的印象。 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在向浙江省主席周凤岐索要经费时遭绝。陈调元则亲自带着十万大洋，去溪口送到蒋的住所。陈调元的这个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杂牌出身的他，在1935年军衔改革的首次授衔中，铨叙为二级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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