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2岁的蔡锷考中秀才,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1898年,在准岳父刘辉阁的资助下,蔡锷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共同执教的湖南时务学堂。湖南时务学堂是由岳麓书院
山长
王先谦
领衔,正式呈报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
创办的新式学堂,为现在湖南大学的前身。学堂以“报国、御侮、创新”为宗旨,“提倡新学,鼓吹维新”,“以政学为主义”,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谭嗣同曾为学堂亲笔撰写一幅对联: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
当时梁启超担任总教习,谭嗣同和唐才常担任中文分教习。他们将激进的维新思想授于学生,以至学堂之中风气日开。蔡锷时年16岁,年纪最小,天分最高,受到梁启超、谭嗣同等恩师的赏识,并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在这几位名师的教导下,时务学堂的学生“或谈学术,或论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后来有不少人参与了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等重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长沙时务学堂被停办,梁启超亡命海外,谭嗣同殉难,蔡锷深受刺激。他转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1899年,他东渡扶桑,追随恩师梁启超,并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和以身报国的志向。
1900年,唐才常东渡扶桑,联络他与谭嗣同曾经任教的时务学堂的学生们蔡锷、林圭、秦力山等筹备发动自立军武装起义(史称庚子勤王)。蔡锷随老师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汉口起义。无奈因消息泄露,唐才常被捕后惨遭杀害。起义失败后,他改名"蔡锷",复去日本,立志"流血救民",萌生了弃文从武的思想。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蔡锷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
二、姐妹易嫁,成家立业
1902年冬,蔡锷回国省亲。为报答刘辉阁襄助之恩,蔡锷准备迎娶刘长姑。而此时的刘长姑却认为蔡家是小商小贩,死活不愿下嫁。刘辉阁拗不过女儿,于是把求助的眼光转向比蔡锷小3岁的侄女刘新英。刘新英从小丧母,受后母虐待,刘辉阁见她可怜,便把她带在身边抚养,视如己出。刘新英仰慕蔡锷久矣,愿意替姐出嫁。蔡家认为,刘新英年轻貌美,性格温柔,与素有大小姐脾气的刘长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在双方父母的祝福中,刘新英坐着大红花轿嫁给了蔡锷。蔡锷感叹刘新英替姐出嫁的侠义之举,于是把刘新英的名字改为“刘侠贞”。
婚后不久,蔡锷决定投笔从戎。他告别新婚妻子,再次前往日本留学。1902年11月,蔡锷考入当时东亚最高军事学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百里、张孝准一起,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受梁启超保皇派思想的影响,当时蔡锷仍对清王朝抱有幻想,拟从改革军事入手,帮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1904年初,蔡锷毕业回国后,只在湖南逗留了半年即投身于军旅生涯,先后受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
当时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1906年,24岁的蔡锷在河南举行新军秋操演习中,第一次见到了作为阅兵大臣的袁世凯。蔡锷的军事才能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期间,蔡锷把母亲和妻子接到了广西,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五年,刘侠贞前后为蔡锷生下铸莲和福莲两个女儿。温馨美满的家庭,让闯荡四方的蔡锷第一次享受到成家立业后难得的天伦之乐。
三、举义云南,梅开二度
1911年(宣统三年)2月,云贵总督李经羲慧眼识珠,力邀蔡锷到云南新军任职。蔡锷欣然前往,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成为雄踞一方的少壮派军官。期间,蔡锷曾将母亲和刘侠贞接到昆明,但由于部队经常调防,生活极不稳定,不久便把她们送回湖南老家。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清廷在云南开办的一所享誉四方的著名军事院校,培养出了许多近现代威名显赫的将领,如朱德、叶剑英、龙云、卢汉、周保中、陈奇涵、王甲本等等。
蔡锷不愧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军事理论纯熟,教学方法生动。他教授当时步兵最重要的步炮协同理论时,每每亲手制作复杂的沙盘,让学生如身临其境一般,能够很快掌握知识要领,深受学生的喜爱,朱德对蔡锷非常敬仰,两人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说起朱德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过程,还非常有戏剧性。朱德是四川仪陇县人,本来在家乡一个新式学校当体育教员。眼看国家危亡,于是他就报考了云南陆军讲武堂。虽然考试顺利通过,但是在户籍问题上却卡了壳。原来,云南陆军讲武堂只招收云南籍的学生,不收外省的学生。朱德参军心切,就将籍贯改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终于被录取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使云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蔡锷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举行几次秘密会议,决定10月30日晚在昆明发动起义,以支援武昌起义,推动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会议推举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李根源为副司令。是晚,以朱德等讲武堂学生为骨干的起义军向总督署等要地发动攻击。云贵总督李经羲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向欣赏、器重的蔡锷竟然率领新军起义。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昆明,随即通电全省、全国,成立中华军都督府,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那天,正值农历重阳节,这次云南起义又被称为“重九起义”,云烟名牌“大重九”,就是为纪念这次起义而设立的。
云南独立后,蔡锷任云南都督。他大力推行新政,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深受军民爱戴,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临时成立的军政府此时财政支绌,百废待兴,蔡锷便把自己的月薪降到与营长同级(从600元降到60元)。每天伙食费只有两毛钱。他的弟弟从湖南来昆明投奔时,他说这里没有你的位置,给弟弟20块钱,让他徒步返乡。1911年,蔡锷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气质出众的潘慧英,两人一见钟情。潘慧英出生于云南士绅家族,是前清贡生潘廷权之女,年方19岁。由于潘家开明,她从小便被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她不但有学识,还生得容貌俏丽,因此追求者如过江之鲫。
蔡锷并不隐藏自己是有妇之夫。潘慧英由于受过西方教育,对此亦不看重。蔡锷的僚属和朋友们也觉得在夫人刘侠贞于老家照看蔡老夫人和两个幼小女儿时,理应有一个贤内助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二人相恋不久,蔡锷便备了简单的婚宴,梅开二度,迎娶了第二位夫人潘慧英。新婚燕尔,蔡锷工作之余便窝居在家中与潘慧英相伴。潘慧英虽说出身于士绅家族,但她朴素低调,毫无娇气小姐的做派,府中连一个操持家务的仆人也没有要,家务事都是一力行之。就算蔡锷偶尔请人来家中吃饭,亦是她亲自掌厨。不久,两人的爱情结晶产生了,潘夫人为他产下一女婴淑莲。
四、逢场作戏,邂逅凤仙
1913年10月,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当月,袁世凯给远在云南的蔡锷下达了大总统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3个月,来京调养”。当时,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蔡锷进京后,袁世凯封蔡锷为“始威将军”,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刘侠贞携婆婆王氏、两个女儿一起入京,与蔡锷和潘慧英他们团聚。其时,潘慧英所生的女儿淑莲已经两岁,长子蔡端刚刚出世,一家八口人在北京棉花胡同66号居住。
蔡锷仍然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百里、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献计献策,表露出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强烈愿望。然而,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逐渐看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
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恢复帝制大唱赞歌。“筹安会”由杨度主持,他利用湖南同乡的身份,经常到棉花胡同力促蔡锷支持帝制。为了保护自己,蔡锷决定打进他们的圈子,逢场作戏。1915年夏天,在八大胡同云吉班,30岁的蔡锷结识了容貌与弹唱俱佳的小凤仙。小凤仙年方16岁,身世坎坷。如此年纪就沦落红尘的不幸经历,让蔡锷产生怜悯之心。而小凤仙秀外慧中,侠肝义胆,蔡锷顿感或可作为红粉知己,借以应付京中的一班“同僚”。
在与蔡锷相处的日子里,小凤仙渐渐感觉到蔡锷是一位文武全才,怀有远大抱负的人。从此两人假戏真做,坠入爱河。蔡锷为小凤仙写下了“自古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的诗句。袁世凯一直派人密切监视蔡锷的行踪。他们看到了蔡锷住进了云吉班小凤仙的妆阁内。不久,他们又听到了蔡锷与小凤仙公开谈论嫁娶之事。眼看这位当年在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如今与八大胡同的名妓打得火热,天天醇酒妇人,壮志已经消磨殆尽,时常昼夜不分,不只是耽搁了公务,连棉花胡同家里的老太太也疏于晨昏定省,而结发妻子更是久受冷落,甚至狮子吼与其闹翻。
他们把这种情形报告了袁世凯,袁世凯听后不屑地说:“我道蔡锷是个干练之才,可参与国家大事,谁知道连治家都还不妥贴呢”!他误认为蔡锷乐而忘蜀,并无二心,逐渐放松了戒备。蔡锷知道袁世凯与自己决不是同路人,与他决裂势在必行。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为了家人的安全,他以蔡老夫人不习惯北京生活,吵着要回老家为由,让家人离京回到湖南老家。此一别,直到蔡锷去世,刘侠贞再未见过蔡锷了。刘侠贞是个很传统的女人,她自嫁给蔡锷以来,便细心照料婆婆,尽心抚养孩子。
当时,刘侠贞还以为蔡锷让他们回老家,是为了方便与小凤仙厮混,一度对蔡锷产生了误解。送走了家人,蔡锷表面上继续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小凤仙饮酒作乐,以蒙蔽袁世凯。同时,他以肺病为由,经常向袁世凯请假去天津就医,暗中与居住天津的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而他也确实得了肺病,不由老袁不信。就这样去天津几天再回来,回来几天请假再去,去了又回。如此反复,让袁世凯渐渐习惯了这种状态,从而彻底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五、护国反袁,鞠躬尽瘁
11月11日,蔡锷又去了天津,住了一个星期。他与梁启超拟定了一个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在这期间,密探依旧把他去天津的行踪报告给袁世凯,似乎一切如常。但这一次,蔡锷再没有回北京了。18日,他悄无声息地登上去日本的轮船。他委托秘书向袁世凯请假,说医生建议去日本休养三个月,等把病养好了再回来报效大总统。而袁世凯也照批了三个月的假。临行前,蔡锷把自己的将军服、勋章、军刀等物寄给母亲,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12月12日,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正式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蔡锷获悉后,立即抱病从日本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12月25日,与唐继尧等人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袁世凯这才恍然醒悟,对蔡锷在他的眼皮底下出京懊悔不已,并感叹“纵虎出柙”,必为心腹大患。
蔡锷率领护国军主力第一军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1916年春,他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这场战役,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在前线指挥作战之余,蔡锷还给潘夫人写下许多信,诉说对妻儿的思念。有时甚至一日连写了数封。这些珍贵的烽火家书潘夫人一直带在身边,保存在一只小箱子里。可惜绝大部分在抗日战争的迁徙中遗失了,只留下九封。蔡锷在信中常常对时事大发感慨。
他曾在信中对潘慧英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但自度生平无刚愎暴厉之行,而袁氏有恶贯满盈之象,天果相中国,其必以福国者而佑余也。”一方面,蔡锷为救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另一方面又在信中直言袁世凯罪大恶极。这已不是夫妻之言,而是同志之意了。1916年1月31日,蔡锷率护国军攻占四川永宁后得知潘夫人产下一子的喜讯,他在信中写道:蕙英贤妹如见:……吾妹于归后,连年生育,因之气血大亏,宜善加调摄。如有良好之乳母,总以早为雇请为要。儿名可命名为永宁,以志纪念。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后勤补给困难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正面抗击了敌军主力,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3月31日,袁军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经过数月征战,旨在推翻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以护国军胜利而告终。称帝仅83天的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死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而这时蔡锷的病情已经恶化,他草草处理善后事宜后,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
潘夫人带着女儿淑莲和年仅半岁的幼子永宁陪同前往。11月8日凌晨,蔡锷终因病入膏肓,医治无效,病逝在福冈医院,年仅34岁。潘夫人剪下蔡锷的一绺头发绾在自己的发髻里,她以这种方式,与曾经共同经历万里乡关和生离死别的夫君为伴,直到终老。此后,年仅21岁的潘慧英便以教书为生,一生再未嫁人。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1916年12月1日,北洋政府在中央公园举行追悼大会,军政各界纷往祭奠。孙中山、黎元洪、冯国璋、梁启超、康有为等均撰文致哀。
孙中山的挽联是: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梁启超的挽联是: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康有为的挽联是: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小凤仙的挽联有两副,一幅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另一幅长联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蔡锷一生情系国家,缘归人民,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的安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钦可佩,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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